《中国病理人的足迹》全国寻访活动——福州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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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他们是“医生的医生”、“生命的法官”,大多数的时间,他们都在盯着显微镜下的方寸之地,在色彩斑斓的抽象图案中,探寻疾病的本质。
  他们几乎不直接面对患者,却是病情的最终诊断者。他们就是病理科医生,幕后的英雄!
  5月30日,《中国病理人足迹》寻访组来到福州,探访为中国病理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老病理人: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病理科杨发端教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理科杨代兴教授和翁景萱教授。
《中国病理人的足迹》全国寻访活动——福州站
  为什么叫他们“医生的医生”?听完福建这三位中国病理界脊梁的故事,大家就会找到答案。
  胰腺癌?不,寄生虫!
  病理人要有自己的坚持
福建省病理老专家杨发端
福建省病理老专家杨发端
  87岁高龄的杨发端是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病理科的老主任,至今仍在临床一线带教。他是第一个出外为福建求取肿瘤病理“真经”的人,先后到天津、上海参加了全国最大、最高层次的病理学习班。
  在回顾几十年的病理医生生涯,这个低调的老人没有过多讲述自己获得的荣誉,但话语中充满着老一辈学者一生奉献的情怀。
  作为医生每天看着肿瘤“在自己眼皮底下作恶”,和很多热爱医学研究的人一样,杨教授对于科研抱持着很大的热情,他也鼓励年轻病理医生多做临床病理研究。
  杨老说,研究结果,有时候会打破常规,与大部分人普遍的认识发生冲突。此时,做病理的人,要有自己的坚持,就显得尤为重要。他也一直跟年轻的病理医生强调这一点。
  协和医院病理科医生陈鹭姗,当时刚进病理科2年。2013年,一个患者,他的症状、种种影像学检查都指向了胰头癌。术后的惯例,肯定要病理,不过,陈医生却给出了不同的结论“不是胰头癌,而是寄生虫引起的”。当时不少人认为,不可能。
  杨发端教授看完之后,则认为这是一个胰头肿瘤鉴别诊断非常好的病理,并寄给江苏的病理老专家,也得了一致的答复。很快,陈鹭姗作为第一作者就在病理专业刊物上发表了论文。
  这位耄耋之年的老病理人认为,“不可否认病理工作任务繁重,但是病理人的坚守并非阿Q似的自我坚持,付出了还是很有收获的。过程虽然枯燥,但做出成果来了,那种成就感是无法言说的。”
  麻风?不,老烂腿!
  一纸病理诊断救人一命
福建省病理老专家杨代兴
福建省病理老专家杨代兴
  83岁的杨代兴教授是附一病理科老专家,他说,回顾一生病理生涯,没有太多的轰轰烈烈,只有一些坑坑洼洼的体会。他在自己80岁时做了一个总结“平淡无华才是真”。
  62年,作为一名刚毕业的医大学生,他留校附属医院筹建病理科。一个医生加上一个技师,一个冰箱、一个蚊香加上一个转转(手提冰冻切片机),10个脱水罐加上2张桌子,病理科就这样成立了。
  特殊历史时期,杨老一度被下放到了邵武,但是他也不忘带着他的病理装备一起走。当时大医院的病理科都很少,因此山区更是缺医少药,病理更缺。南平1个市九个县无病理,他就在邵武县医院成立了病理科。
  除了南平9个县的病理,留在闽北的近10年,杨老就是一个“行走的病理科”。
  “没有病理结果,没法手术,当时我们也是被逼上梁山。”杨老这样评价当时的状况,他提上手提冰冻切片机,带上福尔马林等,坐着长途汽车就走了,医院也没有宾馆住,也没有任何劳务费,就是一腔热血。
  1972年,一位七旬皮肤科老专家找到30岁的他,问他能不能做一个病理。原来政和乡村有一名患者腿部溃烂,当地人认为是麻风病。而在当地如果发现麻风病人,就会把病人送到山上的草棚,再由家人放火烧死。
  “当时听了很震撼,就取了病人腿上的皮肤,带回做了常规病理切片,发现其实只是下肢静脉曲张引起的老烂腿。”杨教授说,而另外一个建阳病人就没有那么幸运,在病理出来前,已经因为老烂腿被当做了皮肤癌,膝盖以下截肢。对于病人而言,那不仅是一条腿,还是养家糊口的全部。
  此外,杨老在闽北期间,还兼做了邵武公检法义务法医,不分节假日出现场尸检,解决杨梅岭杀人纵火案,水北二都野外凶杀案等等。其中,他记得水北二都凶杀案。当时他跟随公安出现场,看到一名死者被弃尸荒野,从尸体腐败程度,已经有13天了,“当时下着小雨,尸体上聚集了似乎全世界人口的蛆虫,我从他的胃部提取了13天前吃下的食物,发现了空心菜和饭粒,推测是吃了农家菜,最终警方找到菜馆,发现是一起阉猪人之间竞争引发的凶杀案”。
  肉瘤?不,肉芽肿!
  病理人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福建省病理老专家翁景萱
福建省病理老专家翁景萱
  83岁的翁景萱老教授,1959 年从福建医科大学毕业,当时他也是“强行”被分配到病理科,目前,他仍从事着附一医院病理的带教工作。
  从最初的不太愿意,到最后的热爱,干了几十年病理的老人,对失误的病例比成功的病例记得更牢。
  翁老说,病理诊断给医生提供了治疗方向,也给患者提供了个性化的治疗方案,特别是在肿瘤治疗上不再是单纯地“一切了之”。如果手术医生和病理医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就匆忙下刀,那么病人很可能就会下不了台。“临床中很多教训都是血的教训!”
  翁老说,给病人下癌症确诊报告单的时候,他都觉得自己像一个法官在签发死刑判决。时常他会以打趣的口吻跟年轻医生强调,“签这种报告单,就像是签发去土耳其的签证一样,因为病人看到这份报告单,心里有一半已经‘入土’了,所以下这类诊断必须谨慎谨慎再谨慎!”
  附一医院病理科主任张声说,附一一年要出数万份的病例报告,来自2016年的统计,组织学诊断5万多例,细胞学检查4万多例。在他还是初入病理领域的小毛头时,就深刻意识到病理医生肩负的重任,那一纸薄薄的病理诊断书对病人而言是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他亲眼见证3分钟改变命运的过程。
  10多岁的小姑娘,来自基层的一个病人,手掌皮下有一个肿物,辗转多家医院都指向肉瘤(恶性),建议截肢。当时,小姑娘家人带着切片,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来到附一的病理科,找到张声老师的老师,附一老主任肖玉山。他给出了环状肉芽肿的诊断,一种由于感染、刺伤等原因引发的特殊性炎症。打了一周的四环素药,手掌肿块眼见得消了,小姑娘的手保住了。
  一般来说,病理检测需要经过10多道的步骤,近40道工序才完成。比如一个病理切片上就有5000个细胞,医生要一个个看过去,寻找疾病的蛛丝马迹。也正是这份严谨,在病理医生手上,都有着许多改写病人命运的病例。虽然记不清一个个具体的病历,但他们的准确判断却使无数个病人保住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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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奶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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