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小细胞肺癌驱动基因检测流程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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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小细胞肺癌尤其是腺癌具有多个驱动基因突变,针对这些驱动基因突变已有相应的靶向治疗应用于临床,大大提高了肺癌患者的生存期。然而,这些驱动基因在非小细胞癌中的突变率不同,检测样本类型、检测方法以及不同的检测路径也会影响这些驱动基因的检测结果。本文就中国非小细胞肺癌驱动基因检测中检测人群、检测方法、检测标本类型以及检测策略等方法优化进行介绍。
非小细胞肺癌是当今世界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恶性肿瘤。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非小细胞肺癌中越来越多的驱动基因被发现,临床上针对这些驱动基因的靶向药物也不断开发并应用于临床,大大提高了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预后。然而,对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大多失去了手术治疗机会,临床上主要采用穿刺活检标本甚至液体活检标本,肿瘤细胞量少,对这些标本进行驱动基因检测流程优化可以充分有效利用标本,减轻患者经济负担以及减少检测等待时间,可以尽快地指导临床靶向治疗。非小细胞肺癌分子病理检测临床实践指南(2021版)已经出版[1],我们根据文中相关内容对非小细胞肺癌驱动基因检测流程优化进行阐述。
1. 检测人群的优化
目前已获批的靶向药物相应的肺癌驱动基因包括EGFR、ALK、ROS1、MET、HER2、BRAF、RET、KRAS、NTRK、NRG1/2、FGFR2等主要见于腺癌或含腺癌的肺癌中,因此,拟接受靶向治疗的肺浸润性腺癌或含有腺癌成分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应进行驱动基因的分子检测;由于驱动基因变异在其他NSCLC患者(如肺腺鳞癌、非特指型NSCLC、大细胞肺癌及肺肉瘤样等)中可存在,而且患者可以获益于靶向治疗,因此,对于这些患者应推荐进行驱动基因分子检测。
2. 检测方法的优化
目前NSCLC中驱动基因分子检测的常用方法包括Sanger测序、FISH、qRT-PCR、IHC和二代测序技术等。这些检测方法均具有优缺点,同时受到所检测基因变异类型和数量、标本类型、标本数量和治疗、实验室条件等影响。如当仅有免疫组化方法时,可采用免疫组化检测ALK、BRAF等;FISH可进行ALK、ROS、MET、NTRK、HER2等基因检测;Sanger测序qRT-PCR和二代测序可多次或同时进行上述驱动基因的分子检测。NSCLC中驱动基因的分子检测方法主要特点比较见表1.
表1 非小细胞肺癌常用分子病理检测方法主要特点比较
3. 检测标本类型的优化
NSCLC中驱动基因的分子检测的标本优先使用肿瘤组织石蜡标本,包括手术、纤维支气管镜下活检、CT引导下肺穿刺、胸腔镜和淋巴结穿刺活检等标本。当上述标本无法获取时,可以选择胸腔积液、经皮肺穿刺活检、支气管内超声引导细针穿刺活检(EBUS-FNA)、痰、肺泡灌洗液等,但这些标本需要制作呈石蜡包埋标本。对于少数不能获得组织或细胞学标本的晚期肺癌患者,推荐血液检测。
4. 检测策略的优化
检测策略应该兼顾时效性和靶向基因数量,在评估患者可供检测的标本治疗及能使用的检测方法后,综合考虑患者就诊时间和疾病进展情况,对初测和复测的患者选择适宜的检测策略,为临床治疗决策提供最大程度的帮助。有限推荐多基因联合检测,如多重PCR;在组织标本不足、医院条件限制等情况下可首选单基因检测。单基因检测应优选进行EGFR检测,ALK免疫组化和/或ROS1 FISH检测。多基因联合检测主要采用qRT-PCR技术同时检测EGFR、ALK、ROS1、RET和MET第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为了有效地避免样本浪费,节约检测时间并相对低降低检测费用,应在有条件的实验室推荐二代测序进行驱动基因的分子检测。
NSCLC中驱动基因检测流程优化,不仅可以使用最佳的标本,采用最适宜的检测技术有效地检出驱动基因的变异,而且还能够最大程度缩短检测报告等待时间,能够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比,从而也能够最大程度为肺癌患者提供最优的检测报告,为临床治疗提供全流程服务。
 
参考文献
1. 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国家病理质控中心,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肺癌学组,等。非小细胞肺癌肺癌分子病理检测临床实践指南(2021版)。中华病理学杂志,2021,50(4): 323-330.